“我愿躲在长城背后，直到大浪淘尽”
贝克特是有史以来最勇敢，也最冷酷的作家，他越是使劲儿揉我鼻子，我越是对他充满感激。——哈罗德·品特

一年将到尽头，回看四月已遥远，早春时节里贝克特的剧作接连地上演，到如今还不到大半年的功夫，已是印象淡漠。贝克特的百年，“呼”一下就要过去。

书店里，曾摆在最醒目位置上的贝克特文集，早被收到不甚起眼的一角，似是在寂寂中观望着走马灯一样热闹的新书摊和排行榜。于作家而言，也许这正是他期待的终局——他75岁那年，烦恼于巴黎上下为他准备的铺天盖地的庆典，在给朋友乔斯林·赫伯特的信中他抱怨道：在巴黎，人们小题大做，把我的生日庆典搞得像我的百年诞辰一样轰轰烈烈。我要在庆典当日悄然离去。我也不清楚要去哪里，也许去中国的长城吧！我要躲在长城背后，直到大浪淘尽。当他百年诞辰终于来临时，热闹成了世人的自娱自乐，作为主角的他，果然在无人知晓的地带，看浪淘尽。

冬雨绵绵的日子里，重读《独白》与《终局》，重读那些曾让我心生无望、却又一直无缘得见舞台版的哑剧文本，浑不觉“晦涩费解，不知所云”，只有一种熟悉的失落感如寒意侵入身体，哎，就像他在掉了最后一颗牙齿后感叹的，“事情可以变得多么坏是没有止境的。”在所有关于贝克特的评论中，我念念难忘的仍是他的忘年交、英国剧作家伊斯雷尔·霍洛维茨说的：“贝克特是永远飞旋的硬币，背面是喜剧，正面是悲剧。”在他不甚愉快的83年人生中，他从未写过有关什么事情，又一直在写着什么。

4月13日星期五，传说中的基督受难日，1906年的这一天，贝克特出生。特别的“生日”使得他在成年后常年被“生存的纯然不幸”困扰，他自幼敏感，至老都声称自己记得在母体内的日子，那记忆给他带来了严重的神经系统疾患。他很难与人交流，尽管他很受女性欢迎，但实际上他常常呆在人群中几十分钟也不说一句话。只有酒精能刺激他的谈兴，他在70多岁时还会叨叨着“我需要烈酒。现在的日子，别的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有劲儿的。”

20出头时，贝克特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带着朝圣的心情去到巴黎，很多年后他回忆青春往事时说，“20年代的巴黎是年轻人的乐土。”那是怎样的巴黎？涌动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激情与创造力，萦绕着愤世嫉俗和忧伤的气氛。信仰在大战的炮火中崩溃，宗教不再神圣，社会不再公平，亲情不再温馨，价值观已经失落，人们只好去流浪，去漂泊。一切已在顷刻间分崩离析，破碎的理想无法填补，孤独感在这个城市里蔓延着。

那时的贝克特，崇拜作家乔伊斯，自愿担任他的助手，虽然两人大多数时候“相对无言，神情黯然”。天性中的敏感，20年代的巴黎，还是乔伊斯？时至今日已无从细究哪一样造就了贝克特骨血里的悲观主义世界观，我所知道的只有，在巴黎曾有人形容他，“活脱脱是一个斯蒂芬·迪达勒斯，身上糅合着沉默与狡黠，又混杂着几分流亡者的气质。”

24岁那年，贝克特写了《普鲁斯特》，论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流年》。这本只有72页的小册子成了一则关于贝克特日后创作的预言——他在这篇论文中阐释的主题即是：语言无法真正摹写经验，文字不能让经验真切可触，而凭借隐喻，人可以了解世界，描绘世界。他写道，时间是双头的怪兽，困在时间中的人，拥有的只有扭曲的记忆。生存仅是一连串习惯，每个习惯绵延之中，前后习惯的夹缝之间，赤裸的人品尝活着的苦难。“语言”和“时间”以外，贝克特还谈论了悲剧英雄：“他们总在赎还原罪，却终于发现自己之所以堕落，错只在来到人世。他们去向何方永远未知，行动归于虚妄。”其后，他一生书写的唯一意义便是，万物留不住，生命归黄土。

在定居巴黎前，贝克特一度沉迷于各地的小酒馆，过着醒来时不知身边男女是谁的生活，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近40岁时。1938年1月的一天，他在巴黎被一个年轻的男妓当街刺了一刀，刀锋偏离心脏一公分。似是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，很多年后他回忆自己前半生时忏悔道：痛苦、孤独、冷漠和轻蔑都是我个人优越感的表现……如果我的心灵中没有闪现过死亡的恐惧的话，那么时至今日，我一定还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，一定还是目中无人，一定还是终日无所事事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优秀了，优秀得别无选择了。

在与死亡擦身而过后，贝克特与生活和命运达成了某种和解，他教育晚辈作者：一个妻子就是男人该有的全部了，叶芝只有一个，乔伊斯只有一个，我也将只有一个。在年轻人心目中，萨姆亦是他们“遇到过的最温柔最亲切”的前辈。然而在贝克特笔下，在他搭建起的舞台上，彻底失望的情绪如影相随，他毫不犹豫地、歇斯底里地戳穿命运的骗局，至死方休。

在他最钟爱的《终局》里，哈姆和克劳夫对生活的厌倦已深入骨髓，彼此间依赖又厌烦，一个“没别的人可留”，一个“没别的地方可呆”，遁入麻木的他们只是等着终局，等着“会结束的”一刻。听，轮椅上的哈姆这样说：“有那么一天你将变成瞎子，像我一样。你将坐在某个地方，孤零零的感到空虚，永远地，陷于黑暗之中……无边无际的空虚环绕着你，你想起来的各个时期的所有死者都填补不了那种空虚，你在那空虚中就像是荒漠中一粒小小的沙子。”末了，克劳夫终于走了，留哈姆在一人摆弄着旧手帕。现实的故事里，曾有饰演克劳夫的演员因走不出强烈的无望情绪，在演出结束后自杀了。
其后，他甚至放弃了语言。创作于1957年的哑剧里，树木春绿冬白，男人倾尽全力却永远够不到悬空的玻璃瓶，最后，他还是像最初那样默默地看自己的手。在七年后的又一出哑剧里，一个男人迟钝笨拙，醒来后不过是啃着胡萝卜胡思乱想中打发时间，另一个充满活力，生活得井井有条，而这两人，其实是殊途同归的。这多像他在短剧《独白》中就曾总结过的：人们总是追问生命的意义，每件事都在离去，离去，没有什么留下来。

八十年代末，风烛残年的贝克特已像旧报纸一样弱不禁风，他住在巴黎雷米－杜芒街上敬老院的一间屋子里。要到他的屋子必须穿过一个叫做“娱乐室”的地方，那里会有20多位年迈的法国人围着一台过时的黑白电视机，他们像栖歇在电线上的麻雀，沉迷出神。小院后面有一间小小的底楼房间，那里肮脏破旧，百叶窗被拉下一部分，屋子如监狱一样让人忧郁，里面只有一张床，一个床头桌，一张桥牌桌，一把配套的椅子及一台为了体育赛事而准备的电视机。贝克特住在里面，穿着破烂的长衣，在桥牌桌上用吸上墨水的钢笔写作。他就像他创作的人物一样生活着——那孤零零的哈姆。

当伊斯雷尔·霍洛维茨去探望他时，“第一个冲动便是要拉起他跑开，背着他走出去，离开，回到过去的那些时光。”而当时大脑已不能保持正常血液循环的贝克特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我正站在流沙上。一如既往的简洁明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