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体现着一种电影理念：讲究高贵、充满勇气和人文关怀的电影。

——法国总理德维尔潘

乍听到菲利普·诺瓦雷的死讯时，下意识便想起《天堂电影院》中，阳光晴好的意大利南方的午后，已名满天下的托托回到故里，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故去，天堂影院在爆破声中化为废墟，他的童年回忆在“轰”一声巨响后化作尘埃。那是1989年，是托那托雷电影里的故事，到如今，生活中的老阿尔弗雷多——菲利普·诺瓦雷在与癌症搏斗多年后，76岁的他挥别众生，去了天堂影院。他走后，当那个慈爱的老父的背影渐次模糊成为传说后，一代人记忆里最柔软的部分亦被带离人间。

1930年10月1日，菲利浦·诺瓦雷生于法国北方的里尔。从中央戏剧大学毕业、尚未成为专业电影演员前，他曾参加过夜总会和舞台剧的表演。虽然上世纪40年代末不到20的菲利浦·诺瓦雷就开始在各色影片中露脸，但直到1960年出演《扎齐在地铁》一片后他才引人注目。在《扎齐在地铁》中，菲利浦·诺瓦雷饰演女主人公的叔叔，一个坦率的易装癖者，其后很多年里，他以扮演各色面孔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著称，如《极乐大餐》、《老枪》、《三兄弟》和《舒尔茨先生的荣誉》等。

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里，他留下了125部电影。其中1976年的《老枪》和1989年的《只是人生》为他赢来两座恺撒奖影帝，前者在中国家喻户晓，是译制片辉煌时代的经典，后者亦是战争年代的故事，背景从二战换作了一战，他的两次染指恺撒，竟都与战争相关。

对于爱好电影的文艺青年而言，他的名字更多和《天堂电影院》以及《邮差》联系在一起，正是因为这两部影片，很多人视他为启蒙的长者，无论老放映员还是大诗人聂鲁达，都是亦父亦友，潜移默化中开启了年轻主角的另一重人生。类似的还有影片《舒尔茨先生的荣誉》中，他塑造了居里夫妇的伯乐舒尔茨教授。

直到2003年，年过古稀的他一年之内仍有4部影片上映，包括《兼职警察3》、《父与子》、《小肉排》和《狗、将军与鸟》。《父与子》中，老父里奥为了缓和三个儿子的关系，慌称自己患了绝症，那是一个充满了误会与和解最后皆大欢喜的喜剧，谁想现实中，老菲利普真的身染癌症，而生活却不给人豁免权，它让你只能忠实地追随事态，面对终局。

许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十岁那年的某个午后，我在电视上看《老枪》时的失落——那时的我不懂战争不懂创伤，只要看《罗马假日》和《茜茜公主》。《老枪》片头音乐声起，镜头里是乡间的葱茏草木，接着骑着自行车的克拉拉和于连在地平线处出现，落到小女生的眼里，那是已经老去的茜茜公主，和一个永远不能跻身王子行列的大个子。

直到大学时重看这个二战末期平民复仇的故事，不得不感叹这是那个年代法国最好的类型片。于连带着一杆老枪只身向一队德国士兵复仇时，温暖柔软的回忆一次次闯入冰冷残酷的现实，交织出一阙战乱年代的哀歌。论其长相足可以淹没在人群中的诺瓦雷，演出了特殊年代里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，那一种不动声色的抵抗。于连在擦枪时、装弹药时、破坏吊桥以及最后火烧德国士兵时，总是冷静得如在手术室中，而待镜头拉近时，却见他眼底的怒与痛如暗流汹涌，灼烧人心。结尾处，朋友弗朗索瓦对家破人亡的于连说，我请假来陪你几天吧，于连故做欣喜地回他：“好啊，克拉拉最喜欢你来了。”说话时，泪盈于睫——诺瓦雷这一滴没有落下的泪，便盖过了任何充斥着血与火的大场面，道尽了战争残酷与无法愈合的伤痕。

这部影片八十年代初曾在中国公映，在上一辈人的记忆里，说法国电影定然想到《老枪》，说菲利普·诺瓦雷，他们未必想到后来无缘在中国放映的《天堂电影院》和《邮差》，仍然是这部《老枪》。在一批老影迷的心里，老菲利普被定格在他的46岁，那个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巴黎大夫。

《天堂电影院》几乎是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圣经，是多少人进入艺术电影殿堂时的敲门砖。这是托那托雷成长三部曲的第一部，描绘战后意大利西西里小镇上“天堂电影院”由兴而衰的几十年，岁月波折，铺陈出热爱电影的托托的成长，他那失落的青春期，还有他和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间如父子又如莫逆的忘年交情。

1989年，年届花甲的诺瓦雷已成一个彻底将自己隐藏于角色背后的演员，就像导演帕特利斯·勒孔特评价的：不炫耀技巧，始终从最简单、最实际的真实生活出发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记不得菲利普·诺瓦雷的名字，却能在任何人提起《天堂电影院》时脱口而出：那个可爱的老爷爷，继而想起他用自行车载着小托托时欢笑的模样，想起他在神父面前剪胶片时故作漫不经心的神情，以及失明后的他对托托说：“不准想起我们，不准回头，不准写信。”还有他留给托托的一盒胶片，那是当年被神父要求删减的、有各式各样亲吻镜头的胶片。

一部《天堂电影院》，托那托雷让人看到了岁月忧伤和生命流逝，看尽一生；而诺瓦雷让人看到了一个洞明生活、心怀大爱的长者，一个堪做人生启蒙者的父辈。从那之后，他的形象似与老阿尔弗雷多重合了，那个永恒的“父”的形象，就如李安早年电影里的郎雄。只不过李安的故事里，“父”的能力与权威在不断式微、失落，而诺瓦雷总让人联想带来温暖与启明的“父”的力量。

诺瓦雷颇演过一些喜剧与闹剧，比如《兼职警察》三部曲和《柯特莱特家族》等，但他在《天堂电影院》后最为人称道的角色，注定是《邮差》中优雅深沉的诗人聂鲁达。再没什么比演一个真实存在过的著名人物更麻烦的，世人永远能挑出纰漏来，而诺瓦雷在《邮差》却能让人深信，这个波澜不惊、童心未泯的流亡者就是聂鲁达，那个写下《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》的智利诗人，他和他的诗有着改变平凡生活的力量。

在世间很时髦地质疑起聂鲁达的共产主义信仰时，何不看看这部诗一般《邮差》，看诺瓦雷饰演的诗人小心翼翼把大摞情书抱在怀里，转身便与年轻美貌的妻子谈笑，看他心安理得地把满手的洋葱汁擦在为他送信的马里奥身上，看他对马里奥解释“暗喻”……整部影片有的只是聂鲁达与邮差马里奥交往的细节，透着这些生活的碎片，却让人感到诗歌和诗人的力量直达心底。

有人形容影片有着“淳朴、温柔、沉思般的品质”，这何尝不是菲利普·诺瓦雷的品格。在《邮差》无比忧伤的结尾处，马里奥参加共产主义者集会时遭镇压而死去，几年后，聂鲁达重回小岛，听到了马里奥特别为他录下的磁带，那里有“海浪声，风声，忧伤的渔网声，教堂钟声和我儿子的心跳声”，伤怀的诗人漫步在沙滩边，作了一首诗，诗里吟道：“就是那一年，我不知它从何而来……它没有内容，但触动了我。”